“5.12”汶川大
地震发生后，海外的媒体、政府及其各国领导人都对我国政府和人民的抗震救灾表示了高度的肯定和赞许，甚至是那些习惯了带着“有色眼镜”对中国评头论足的媒体，这一次他们都不得不予以积极地评价。这种态度的转变，显然是源自于我国政府在赈灾过程中的出色表现和历史性进步。一个开放、透明、高效的政府渐行渐近。
作为对中国的发展走向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次自然灾害，汶川大地震的意义需要从悲痛和感动的画面中中跳脱出来，站在更深远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审视，才能更清晰的凸显出来。
“人本”执政理念
汶川大地震带来的最大灾难是众多的人员伤亡，以怎样的态度搜救和安置被困伤病人员，成为执政党和政府面临的最大考验。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快速反应，各级政府、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冲锋在前，始终把救人当作第一要务。“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一切努力！”这是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在视察灾区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正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让我们看到了执政党和政府对生命的关注，对具体的人的关注。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胡温执政团队的最大的特色。党的十七大报告即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的生命、保护每个人的尊严，已经从国家领导人到广大民众形成高度一致。
以人为本不仅仅体现在尽百倍的努力救助生者，最具有突破意义的，是政府设立“全国哀悼日”。三天的举国哀悼，新中国空前的第一次“礼下庶人”，反映出一个执政党的人本观和民本观。正所谓“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美国华裔教授学者联谊会监事会主席姜镇英说，在发生重大灾难后举行全国哀悼在西方国家也有，中国政府采取这一举措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不仅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也得到了广大海外华人以及外国各界人士的赞扬。这展现了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不断进取、重视民生的政治追求”。作为一次值得赞叹的进步，得益于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落实于国家和社会的各个层面，同时缘自于持续30年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开明之治。
过去，我们更多地强调作为整体概念的“人民”，更多地强调集体和集体主义，而随着30年的改革开放，随着“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党在重视集体利益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个体权利，尊重每一个公民的权益。“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成了另一种人。”这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史怀泽医生的一句名言。政府在大地震发生后所展现的对每一个生命的敬畏，符合现代国家里的国家与公民的良好互动和回应，进而让我们看到了与经常遭到诟病不同的“另一种政府”。
危机管理再上台阶
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有义务承担控制由突发事件引起的连锁反应的责任，在社会原有秩序遭到破坏，社会处于失衡与混乱状态之时，也只有政府才有具备危机管理的合法性与能力。政府对这些危机，能否迅速地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是世界各国政府都非常.本文.由方\案.范文库;为您搜;集'整理^重视的问题，也是评价一个国家或政府能力的重要标准。2003年SARS危机之后，我国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得到了迅速提高，汶川大地震再一次检验了政府的能力。
地震发生后，温家宝总理于当天16时40分搭乘专机赶赴四川震区，20时30分左右抵达都江堰市，迅速成立了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并设立8个抗震救灾工作组；19时50分左右，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和国家地震灾害现场工作队从北京飞赴汶川灾区；24时左右，近2万名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到达灾区开展救援工作。在黄金救援72小时中，温家宝总理辗转重灾区指导救灾工作；包括海军陆战队、空降兵等在内的多个兵种的10余万人投入抗震救灾……
日本《经济学人》周刊发表文章指出，自唐山大地震以来最严重的地震灾害考验着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温总理亲赴灾区和灾民直接对话，能够让民众感到政府是与他们“站在一起的”。这或许就是中国式危机管理的基本方针。
在危机管理中，中央政府有效动员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种力量及时投入不同形式的赈灾工作中，主要特点有，“第一是反应迅速，在第一时间迅速公布信息，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恐慌，也得到了国际上的支持；第二是救援的人员非常.本文.由方\案.范文库;为您搜;集'整理^专业，参与的部门非常.本文.由方\案.范文库;为您搜;集'整理^协调；第三是党和政府领导人表现出了非常.本文.由方\案.范文库;为您搜;集'整理^好的亲和力；第四是这次比较突出的就是启动了心理援助。”（丁元竹）因此，在取得民众的的信任，以及赢得国际信誉等方面，我国政府此次的表现可说是令人“耳目一新”，相较于对SARS的危机管理又获得了显著的提升。
不过这种被学者称作“政治动员”模式的救灾，在显示优越性的同时，也存在着某种值得注意的局限性。“习惯性地将整个救灾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淡化了其法律需求，这导致参与救灾的各地区、各部门可能产生一种‘政治表现’的竞赛，由此可能忽略部门职能之间的有效协调，这将影响到灾后及更加漫长的重建过程。”此外，这种模式“无法合理有效地分配中央与地方在救灾中的权利与义务，以及解决地区间的基本公平性问题。”（王锡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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