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中，媒体第一时间对其报道，并使信息对外保持透明，这是中国媒体在灾难报道的一大进步。但是在后续的报道中，仍然出现一些问题。
在采访过程中，某些记者为了抢到新闻，不惜打断救灾过程，甚至是在抢救人员的过程中也要救灾人员停下来接受采访，可是时间就是生命，这中做法不免让人心生反感。而一些类似“徐娜”的记者则是走了另外一个极端，不到采访现场，靠自己的想象完成对灾难的报道。
报道过程中，还出现媒体高唱“英雄谱”的现象，与此相对的是对一些负面报道的不报道和少报道，虽然弘扬主旋律、稳定民心、倡导舆论导向是媒体应有之责，但如果一件英雄事件被过分地高频率报道，对当事人的生活~本文由.方案范-文库'为您;搜}集整-理#未必不是一种影响。比如当“敬礼男孩”被个个媒体轮番探望和报道时，作为伤者的孩子根本没法得到安心的休息，心理上也许会遭到更大的折磨。
高唱“英雄谱”的另一个表现是对明星或者地方领导的聚焦关注，明星的一滴眼泪被夸大无数倍，“英雄行为”被制造出来，同时舆论的压力也使得他们的捐款榜变成了道德衡量的标尺。
除此之外，对弱势群体的报道中部分媒体显示出“苦难消费”的倾向，这是灾难报道中的一大问题。媒体一再地让受灾群众在镜头面前回忆灾难发生当时的情景，一次次地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曝光孩子们的隐私，用类似“怕不怕”“疼不疼”的弱智问题一遍遍地问他们，从受灾者群众那里得到媒体想要的答案，也就是这种强奸式问题的必然答案，然后再对此万般抒情，别人的苦难成了屏幕上的消费品。媒体要做的是帮助他们，而不是再次伤害他们。
媒体在灾难报道中，需要的是客观真实的态度和更多人道主义的关怀。
西藏事件中，中外媒体的报道极度不平衡，信息的不对称往往导致受众舆论一边倒。
西方媒体在报道西藏事件时，因为意识形态不同，对宗教的理解`方案范#文.库整-理^不同，因此带有强烈的偏见。在没有客观事实的支撑下，把一些罪名强加在中国头上。同时需要指明的是，事实不一定就等于真相，报道部分的事实或者从不同的角度读解同样会造成不真实。西方媒体在西藏事件的报道中，用了一些恶劣的伎俩，比方说“移花接木”，将西藏事件的报道配上其他国家军事镇压的照片以混淆视听，裁剪照片掩盖藏独暴乱的事实，用“人权”等敏感字眼引导舆论等等。在观众无法到现场的条件限制下，媒体的报道便成了观众所能见的全部“事实”，媒体轻而易举地制造出一个事件来。
对中国的误读不仅仅归咎于西方媒体的偏见，在此次事件中，因为刚开始禁止国外媒体入藏采访，导致信息的不畅通，难免会留下“掩盖真相”的把柄，同时也让别有用心的权利机构有机可乘，利用媒体的舆论对中国施压。由此可见，信息的平衡是减少误会的必要。
西方媒体标榜的“客观真实”在此次事件中被践踏在脚下，事实上现实中的任何媒体都很难做到价值中立和判断中立，尤其在国际报道中，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等往往限定了报道的框架，即使像美国的很多倡导新闻自由的媒体其实并不代表政府观点，但是既定的文化偏见依然会在报道中起作用。形成悖论的是，
我在写下这些评价的同时，也未必逃出中国价值观的影响。如何在这些框架的限制下，最大限度地客观真实，跳出价值偏见的窠臼，才是媒体职业道德的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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