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务之急是突破“鸟笼思想”--郑炎潮(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
从1957年到现在，思想解放提了很多次，但往往陷入怪圈。必须创造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大气候，中国才能吸收世界先进文化。
思想解放需要一个宽容、宽松、宽厚的大环境。2004年，即任仲夷去世前一年，任老和我单独谈了近四个小时。
我问他，目前改革最关键的突破口在哪？他回答：是思想大解放。没有思想大解放，改革不可能取得更大成就。接着我就问他，阻碍思想大解放的难题有哪些？他告诉我，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不存在了，但拿西化、自由化、私有化这些大帽子扣人还有市场，这个问题不解决，今天和今后都不可能真正
解放思想。任老的话值得深思。必须创造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大气候，中国才会出现思想大家、理论大家，才能吸收世界先进的思想理论，来创造中国的伟大思想、理论，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崛起。在这个前提下，思想解放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需要总结六十年来思想解放的经验教训。思想解放不是今天才提，从1957年到现在，思想解放提了很多次，但往往陷入怪圈之中。1957年号召解放思想，大鸣大放。“文革”初期也是小字报、大字报，但这次所谓思想解放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改革初期要
解放思想，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很快又是所谓“清污”。
到底什么原因使思想解放往往半途而废呢？今天怎么走出这个怪圈？老同志都很清楚，当年提过“鸟笼经济”，你放开市场可以，但是不能超越计划。这次思想解放，会不会转向“鸟笼思想”呢？
解放思想可以，但不能超越某些框框。
第二，思想解放要从突破所有制结构理论入手。1981年，我就主张“中国必须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但当时理论界一致反对，我就只好用八分钱邮票，把这篇论文寄给当时的省委书记任仲夷。不到五天，任老来电话，约我谈了三个多小时，肯定了我的研究成果。后来，私营经济这个理念就是广东首先承认，然后逐渐推广到全国的。我2004年跟任老谈起这件事，我们都很感慨，如果没有当年的决策者顶着风险，就不可能有今天私营经济的发展。
我认为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现在仍然面临着思想大解放的问题。2007年中国非公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60％，非公经济事实上成为主体，而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的宪法仍规定公有制为主体。我们现在面临很多难题，为什么国营企业改革现在还是步履艰难？为什么很多垄断行业不允许非公经济进入？为什么很多民营企业贷款和上市遇到极大阻力？为什么我们在做强、做大民营经济时不敢大刀阔斧？为什么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不敢迈开更大步伐？我认为就是因为这种理论束缚，因为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创新。
第三，今后三十年或五十年，改革任务更艰难。前三十年主要以经济理论的思想解放和经济理论的创新为主线，这使我们摆脱了贫穷。这当然很重要，但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离开了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就不可持续，中华民族就不能复兴。
今后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理论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而是综合性的思想解放和系统性的理论创新，要转向经济理论、政治理论、社会理论、文化理论甚至价值观的全面创新，形成一个综合改革的理论体系。
但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的理论创新，我们都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尺度。过去三十年以财富的增长为主，我们以财富为标准衡量中国的发展。现在我们要用人的发展来衡量社会的发展，也就是用自由和普遍幸福做标准来看待发展，这是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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